一九四二年初,就有议员在国民议会上提出,日本做为最主要的战败,没有必要在战后成为独立国家,中国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吞并日本,以求一劳永逸的消除后患,避免在数十年后再度爆发战争。

  显然,这种观点在当时很有市场。

  可以说,有此观点的不仅仅有国民议员,还有很多民间人事。

  为了证明中国吞并日本的合理性,一些学者翻出了日本的历史,认为早在唐代,日本就是中国的附属国,而从明代后期开始,日本就试图入侵中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因此没有理由让日本在战后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当然,也有学者在文化上做功夫,即日本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在根源上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而且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以汉字作为文字,即便在明治维新之后,汉字也在日文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此外,在宗教信仰上,有很多日本人信仰佛教,与中国也有相似性。

  总而言之,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有理由、也有必要吞并日本。

  当然,在军队里,这种观点也非常盛行。

  最初的时候,连吴铁生都认为,在经历了如此惨烈的战争之后,绝对不能再次让日本成为威胁,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吞并日本。

  只是,冯承乾一直不主张吞并日本。

  到了一九四四年,随着中美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吞并日本的声音也渐渐低了下去。

  最主要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吞并日本只会增加中国的负担,而中国在战后肯定会面对很多困难,没有必要再加上一个负担。

  问题是,即便已经有很多人认识到吞并日本是很不现实的,可是并没有太多的人主张赋予日本独立国家的权力与地位。

  事实上,冯承乾也持类似的观点。

  在他看来,即便日本在战后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做为对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惩戒,以及为了防止日本东山再起,中国必须限制日本的基本权利,因此日本就不可能获得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全部主权。

  可以说,这是主流观点。

  到一九四五年之后,这种观点逐渐主导了中国的对日政策。

  在日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就按照中国当局的授意,颁布了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在日本国民深刻认识到侵略战争给他国与本国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及为侵略战争所犯下的罪行承担与履行了应尽的赔偿责任与义务之前,日本不得拥有组建军队的基本国防权,也不得拥有独立进行对外交往的基本外交权,仅拥有保卫本土安全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防卫权。

  这部法案,后来成为了新日本宪法的基础。

  只是,剥夺日本的国家权力,不等于剥夺了日本的独立地位。

  也就是说,战后的日本肯定得组建中央政府,也肯定得恢复正常状态,这就需要确定日本的基本政治形态。

  此时,真正的关键在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也就是是否保留天皇。

  可以说,这是一项非常考验中国政治家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天皇的存在是弊大于利的。原因很简单,军国主义能在日本盛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军国主义分子都打着为天皇而战的旗号,并且以天皇为精神支柱来奴役与驱策日本民众。如果天皇依然存在,那么在战后,军火主义思想就肯定会在日本复燃,而且天皇将再次成为精神象征。

  问题是,废除天皇就一定有好处吗?

  在一九四五年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极为突出。

  这就是,在组建日本临时政府之后,中国当局才发现,在日本没有任何一名政治家、甚至是任何一个政党具有足够的号召力把所有日本人、至少是大部分日本人团结起来,而具有这个号召力的,只有日本天皇。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这就是,如果废除了日本天皇,那么中国与日本的矛盾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中日也就不可能全面和解。说得简单一些,如果中国当局废除日本天皇,那么只会让日本民众相信,他们没有获得真正的自主权,而是在中国的奴役与压迫之下,而这种思想迟早会来一个大爆发。

  显然,不能废除天皇,只能淡化天皇,即让天皇不具备政治影响力。

  这样一来,就需要对日本的政治体制做全面革新,在保留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上,实施真正的大选政治。

  因为天皇是世袭的,所以在日本能够实施的只有议会内阁制。

  显然,这是由中国当局为日本量身定做的政治体制,而这也是防止日本再次威胁到中国所做的必要工作。